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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部落歷史沿革
1874年發生牡丹事件後，清朝政府開始重視後山的治理權，乃提出『開山撫番』的政策，以建立清廷在後山的主權。這之後陸陸續續由北路或輕舟來到奇萊平原的漢民，已知有sakizaya族(日治時代歸類為阿美族，他們於民國96年1月17日獲准恢復正名撒奇萊雅)，他們蟠據一大片的奇萊平原(今國字里一帶)。1875年台灣海防並開山日記文獻中記載，有南勢番七社：lidaw (里漏)、kenuy (巾老耶)、cipawkan (飽干)、cikasuwan (七腳川)、natawran (荳蘭)、pokpok (薄薄)、cibarbaran (屘屘)。於此可以證明今國富部落(kenuy)，即早是已既成的老部落。
Kenuy部落1878年竹窩宛事件，sakizaya族逃難後，部份重返者，在此地匯合定居。又日治時代，為興建今中山路新郵局西側的舊監獄，有數戶被遷移到本部落。本地因長有一種毒樹，生有紅色的果實，食用後會發癢中毒，這種毒樹族人稱為kenuy(音譯根努夷)，因此，本部落命名為kenuy。
部落的成立，大致有幾個主要條件：
1.有一定的土地生活範圍。
2.以氏族為主所組成的群體。
3.有傳統的制度，如頭目制度、年齡階級等。
4.能行使傳統歲時祭儀文化。
過去部落是單獨的組織群體，沒有隸屬關係，至多與鄰近有友好關係的部落結盟。
1894年台東州采訪冊記載中，將『巾老耶』改為『歸化』。其原因係清朝政府的主觀意識，以為1878年所發生的竹窩宛事件，是指這群叛民已歸順之意。事件之後把Sakizaya全部由達固部灣大部落驅離，逃難數年後，重返家園覓食者，限定居住於今中山路以南，將部落命名為歸化社。
Kenuy傳統部落過去向北延伸到今花蓮後站國裕里，清治時代是軍威莊邊緣的一部份，日治時代把軍威莊、農兵莊合併稱宮下。這個地區雖然行政區域不同，但重要的祭典，如豐年祭等，因氏族血緣相同，均與kenuy部落合併舉行。
Kenuy部落有一個特殊的地理形態，曾經有一條大水溝，自莊敬路向東延伸到商校街，注入到美崙溪(萬壽抽水站)，族人稱為sarad(音譯沙啦德)，語意是指有散戶居住的地方。這條大水溝，水源充沛，可供水田灌溉用水，有幾個較廣闊水深的據點，有幾戶養鴨人家，閩南語稱鴨母寮(abuliaw)。大水溝沿邊曾有族人，一片綠油油的稻田，而今中山路兩邊，均皆是閩、客的果田園，自強路是直通到吉安王母娘娘的牛車路。鄰近的荳蘭部落，也順勢往北向至今果菜市場一帶農耕。
民國66年國家十大經建設之一，興建北迴鐵路，由於花蓮火車站的設立，市區人潮向此地湧入，原大片的農地依都市計劃變更為建地，大部份族人將土地變賣或以合建的方式，分得三分之一的比例，頓時部落的原貌解體。又民國75年興建慈濟醫院，所使用的土地，且大部份土地是國防用地及花蓮農校的實習地，但帶來了密集的人口，使部落空地減少。族人庭院中，最具有代表性，所種植的信物－檳榔、麵包樹、番龍眼、毛柿…等不復見，這是具有歷史性的傳統部落，在滄海桑田之下的遺憾！
台灣光復前，因農路縱橫交錯，住戶發記為散戶，雜亂無章，行政管輛沿用日治時代的劃分，今花蓮市與吉安鄉的地界，自立路以西、莊敬路以南，富祥路以東，劃為吉安鄉北昌村。惟建昌路以北，莊敬路以南，有數戶仍然登記為花蓮市。因此，kenuy部落，涵蓋花蓮市國富里及吉安鄉北昌村。
根努夷部落地名之演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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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美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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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治時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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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治時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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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光復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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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enu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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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努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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宮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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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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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傳統制度
本部落係歷史悠久的部落，具有系統的部落組織，依採訪考證部落頭目有紀錄者：
第一任：adup-kuntuy【林信安(日名新川軍治) 】，任期民國21∼48年。
第二任：Kakaw kuyaˋ【曾賢隆（今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曾處長玉霞的父親）】，任期民國48∼69年。第三任：hinu－buuy（吳得榮），任期民國69∼81年。第四任：Kilang taiwan（林男底）
，任期民國81∼至今。
台灣光復前後，部落聚會所廣場由林信安頭目提供私有地，今位於國富18街與國富路14街交叉路口，現留有外長孫林向明先生居住，林信安頭目之後，至吳得榮先生接任時，即林向明先生的父親，原是大面積的土地，因都市計劃時被徵收，將來應設置大型的圖騰，做為部落的紀念標誌。
自民國40年後，部份教會限制了部落的文化活動，而本部落豐年祭與鄰近部落由天主教主導以聯合的方式舉行。至民國80年後，由花蓮市公所輔導，開始由部落主導自己的豐年祭。本部落日治時代，有一位傑出人物林阿江先生，日名平島次郎tawan-ngila，曾任花蓮監獄警官，為台灣原住民第一位警官，為現在部落頭目林男底先生父親，過去曾熱心推動部落文化活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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