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一)部落歷史沿革
花蓮縣誌記載:
1.奇萊:阿美族自稱其居住之地曰「澳奇萊」今花蓮市佐倉豐川一帶,漢人節其首音稱奇萊,或岐萊,西班牙人譯作沙奇萊亞(Saquirya)。
2.舊港:昔之花蓮港市區,在花蓮溪口迤北海濱,今屬吉安鄉,日據初期,設治於此,其地易受風浪衝激,民國十二年,移鯉浪港,今國威里、國治里,闢新市,稱「新港」,而稱原市區為舊港以別之,今舊港已無街市矣。
3.舊新港:民國初年,市區向東開展,遂別稱新港及繼續延伸之國華、國安二里一帶地區為舊新港。
4.軍威:清嘉慶十七年,漢人來墾成聚落,稱君威圍。光緒初年,清兵進駐花蓮,紮營於此,改稱軍威。民國二十六年,日人併軍威、農兵、稱「宮下」,以其地當神社,今忠列祠下方也,今國聯里。
5.農兵:與軍威毗連,嘉慶十七年,墾民居此,稱君爺圍,後人訛稱君爺爺,光緒初年,清兵屯墾,改稱農兵。民國二十六年,日人併農兵、軍威、稱「宮下」。今國裕里。
由上列文獻資料得知:
1.大奇萊原野地(今國字里)早期是sakizaya撒奇萊雅族人的傳統土地領域。
2.宜蘭漁民受強風海浪飄流到花蓮者,登陸於今花蓮溪出海口南濱公園一帶,由10幾戶增加到30餘戶,自成一個聚落,為祈求上蒼保佑,搭建一個小廟,即今保留的「萬善廟」。萬善廟稍北的地方遇大颱風時,海浪會衝擊成災,嚴重影響居民安全。這群漁民為生命財產的安全,遷移到鯉浪港今國威里、國計里,開闢新市稱為「新港」。光緒初年清兵進駐花蓮今國聯里,地名稱「軍威」。與軍威毗連的屯墾區稱農兵,今屬國民里,與尚志路接連的橋稱農兵橋。由此得知Lasutan(拉署旦)是清治時代,開發花蓮的延伸點。
3.今中正橋下側民生社區發展協會認養的區塊,有數十棟木造日式建築物,是日治時代所稱的將軍府,是日軍高級將領軍官辦公處宿舍,上頭今松園別館是軍事指揮部,西側的憲兵隊是兵工廠,因本地美崙溪水道成S型,水速緩流,設為小型軍港。周邊設立明禮國小、花蓮醫院,花崗山武術館。1916年設立花蓮港神社(今忠烈祠),民國二十六年將神社下方的軍威,農兵合併稱「宮下」。(今屬國聯里、國裕里、國富里),由此得知Lasutan(拉蘇擔)是日治時代,開發花蓮的重要據點。
Lasutan(拉署旦)國裕里,tasutasunan(達蘇達蘇湳)國聯里、國盛里,原同屬takubuwan(達固部灣)聚落之一,清治時代劃為軍威莊、農兵莊,日治時代統稱宮下(含國富里)。民國67年興建北迴鐵路,設置花蓮火車站後,將本地劃分成東邊為前站,西邊為後站,東邊命名為tasutasunan;西邊命名為lasutan,本地名指稱為泥澤地,tasutunan為阿美族語音,lasutan為撒奇萊雅族語音。北迴鐵路路線向南銜接田浦到吉安站,向北沿著日治時代運輸甘蔗的小火車鐵道連接到北埔站。
lasutan拉署旦部落地名的演變
傳統名稱
|
清治時代
|
日治時代
|
台灣光復後
|
lasutan
|
軍威、農兵
|
宮下
|
國裕
|
民國67年由於北迴鐵路的興建,將火車站遷移到此地,形成花蓮市區開發,大磁盤的移動,依市區中心的開發流向如下圖:
1.民國30∼50年:溝仔尾
2.民國50∼60年:舊火車站
3.民國60∼70年:東洋飯店一帶
4.民國70∼80年:新火車站
5.民國80∼90年:慈濟醫院
6.民國90∼ :中央路一帶
(二)傳統制度
傳統的部落制度,須有頭目制度、年齡階級、長老顧問團,sikawasay(祭師群)等。而阿美族以男子的年齡階級組織最為嚴密,每個階級有專屬的名稱與任務,如此連結成一個完整的部落組織,大家分工合作。每個部落有頭目一名,由年齡組織共同推選出,有才能、懂得傳統祭儀及具有領導能力的耆老擔任。現今之阿美族社會,雖已改為鄉村治理,但原有的社會組織制度,仍保留至今。總之阿美族頭目是由部落長老及部落族人一起選出,會改變,非世襲制。
本部落依地緣、血緣的關係,同屬kenuy(根努夷)大部落的傳統領域,雖然這之後開闢一條中山路被區隔,但文化活動仍然是一體的。
台灣光復後,西方基督教湧入部落,教會代替了部落的文化活動,甚至反對傳統的祭儀活動。幸賴族人大多數信奉天主教,佐倉天主教設立於民國44年,天主教比較開放,主導國字里的族人舉行聯合豐年祭達數十年。
民國67年由於新火車站的興建,國裕里社區人口增加,至民國88年,原住民人口數也達500餘人,花蓮市公所為輔導原住民生活及傳統文化,規劃本社區成立新興的社區部落,族人推舉德高望重的宋金生先生,擔任首屆的部落頭目至今,依時序辦理歲時祭儀的文化活,參加人數逐年增加。
|